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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必赢亚州366net】文革后六百多部电影的解冻全过程

上世纪50年代初,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,担任艺委会秘书长。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。家中不举炊,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。饭后,我就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,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,这使我乐而忘返,常常荒疏了课业。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。

1979年,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对“文革”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,这其中,对大量“文革”前拍摄电影的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。
  
  “两年的时间内,我看了600多部电影。多的时候,一天要看6部。”作为当年电影复审小组的工作人员之一,现在已经退休的陈少舟说。
  
  那时候,“在审片过程中,起初还有30多部因为各种现在看来很可笑的理由没有被批准,到1979年复审小组解散,随着形势越来越开放,所有的片子最后都通过了。”
  
  1976年11月,陈少舟接到通知,到电影局“电影复审小组”报到。与他一同进入复审小组的,还有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李梦学。当时,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中专门提出,为了满足广大群众长期以来看不到电影的状况,要文化部组成“电影复审小组”,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,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。
  
  为此,电影局特意从长春电影制片厂调来武兆堤厂长担任艺术处处长,负责复审工作。当时成立的审片组成员还包括从电影学院抽调的史宽、李文彬等人。
  
  陈少舟说:“当时复审的大原则是,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。”另外的原则,李梦学概括为:“首先要看片子里有没有涉及到‘四人帮’及其余党的;其次是有没有涉及到中央领导人,尤其是那些还没有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,如果有歌颂他们的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能通过。另外,如果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,有损主席形象的也不能通过。第四条是片子里的演职人员‘文革’中遭迫害还没有平反的必须暂缓通过,最后一条是,在‘文革’前就一直有争议的,如《武训传》、《早春二月》、《北国江南》等影片也不能公映。”
  
  据陈少舟介绍,根据中央18号文件精神,文化电影局首先对“文革”以来的各类影片进行复审。审查通过的舞台艺术片有: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海港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白毛女》。通过的故事片有《创业》〉、《海霞》等23部。
  
  第一批复审的“文革”前电影有《红孩子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上甘岭》。复审前,各电影厂先初审,选出没有太大政治问题的影片,然后交由各电影厂所在的省委或者市委宣传部再审,电影厂与省委都必须给出意见,在报告上写明影片所有演职员的政治面貌,影片简介。而影片简介又包括三部分:影片内容,何时拍的,每个演职员的过往历史,现在的政治状况。如果演员所犯的是类似生活作风之类的错误,可以在报告中注明,在审查时一旦对影片反映不错,可在片头字幕中把有问题的人的名字抹去,而不影响影片通过审查。
  
  工作组成员一般集中看几部影片,写一个总的报告交文化部党组,同意后就划个圈退回来。然后由工作组成员写成正式文件,交国务院。中宣部恢复后,改交中宣部。审查通过后,再由工作组写批件同时发给电影厂与中国电影公司,中国电影公司通知洗印厂印拷贝,根据影片质量考虑是否需要国内外同时发行。拷贝印好后,根据分配比率分发给各个省。
  
  李梦学回忆说:“我记得那批片子里有《南征北战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等,看得人热血沸腾。”在描述那个年代人们文化生活的状态时,他用了一个词,“饿狠了!”在复审过程中,李梦学印象最深、感觉最欣慰的,是影片的公演改变了一批艺术家的命运。“有的片子,复审小组认为没问题,但导演可能受历史问题牵连一直没工作。随着影片的上映,他可能从此恢复了艺术生命。”
  
  由于通过复审就可以重新印拷贝,影片一上映电影厂就能凭借拷贝数量从中国电影总公司拿钱,电影厂几乎以10为单位送审影片,以至于在放映片库里,装着50斤重的片子的大铁桶堆积如山。
  
  由于当时忙着大批判,复审组的工作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,固定下来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,陈少舟是其中之一。他后来常感慨:“这段时间把别人需要看一辈子的电影都看完了。”他说,在这段审片的过程中,随着时间推移,对影片的限制越来越少,逢年过节,为配合节日推出一批好片子,工作组经常是集中看两个星期的片子,多的时候一天6部,然后上报。上面基本不用再看片子就能通过。
  
  这时看参考片,成了枯燥的审片过程中惟一的娱乐方式。李梦学也说:“在当时,人们以能看到参考片为荣。”陈少舟解释说:“‘文革’后,所有的外国电影都叫参考片。”到了晚上,参加审片的领导、专家累了,就会提议,“今晚有空,看看参考片吧”,工作人员就会问清楚,是想看美国片,还是苏联片,要看战争片,还是爱情片。在得到答复后,陈少舟要到位于东郊,有军队层层把守的中国电影公司资料片片库取片子。工作人员要陪着,直到看完再送回片库。
  
  1978年11月,复审小组向中宣部报告,要求一次批准包括《红旗谱》在内的50部影片。隔了半月,又审了20部。到1979年初,复审小组的工作接近尾声。此时,共上映了600多部影片。另外还有一批外国片,如苏联电影《母亲》、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;英国电影《雾都孤儿》、《百万英镑》;意大利电影《偷自行车的人》,朝鲜片《卖花姑娘》等也陆续通过审查。此时也有30多部电影没有获得批准,如《风从东方来》、《哥俩好》、《柳堡的故事》等。但在几年后,这些影片全部上映了。用一位电影工作者的话来说,“兜兜转转划了一个圈,一切又回到了起点”。
  

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,导演张客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,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。一次,父亲又带我去张家玩,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:“江青阿姨,江青阿姨!”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,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:“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!”“为什么?”“大人的事,小孩不许多问!”回家以后,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叫江青,普通人必须避讳。从此,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另一个江青。正是这个江青,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,长久以来躲之不及,挥之不去,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。

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,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。那时候的北京,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,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,汽车很少,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,十分抢眼。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。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,闲杂人等,一律回避,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。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。

江青时任中央电影局电影处处长,但全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“江处长”。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,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,她从不缺席。审片时,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,一言不发,可是,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。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,大嗓门汪洋忽然木讷起来,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……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,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,慎重地表达意见。末了,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:“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。”这时,大家支起耳朵,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。每当此时,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,并不抬头,只是轻启莲口,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:“没意见。”

不要以为,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,或许是生活枯寂无聊,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,让“心灵坐沙发椅,眼睛吃冰淇淋”。她平日貌似谦恭,从不轻易表达意见,可是我父亲明白,只要这个女人一旦“偶尔露峥嵘”,只要她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,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。此前,影片《武训传》、《清宫秘史》、《我们夫妇之间》被她调进中南海,没多久,全国各报刊杂志上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,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,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……其来势之猛,出手之快,令人不寒而栗。

父亲说,江青的记忆力极强,看片非常认真,时隔多日,影片中的语言、镜头、细节仍可描述得丝毫不差。她简直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,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,一旦猎物出现,绝不会手软。有鉴于此,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,在没听到江青“没意见”这三个字前,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,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;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,替他们出谋划策,如何才能顺利通过审片,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。常常谈到月影移窗,白露湿阶。其实,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,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,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。

父亲之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,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。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闯荡的时候,凭着《大雷雨》、《娜拉》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,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,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,演戏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。那时候,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,深请这个女人的心狠手辣,喜怒无常,不是省油的灯。

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知根知底的,只不过怕引火烧身,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。出于父亲处处小心,进退有度,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。而江青似乎对父亲也怀有好感,见面时必以“阿韬”呼之,以示亲呢。父亲往往趁她高兴,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,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,平安到达彼岸。(本文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0年第4期
作者:徐伟杰 原题为:父亲徐韬和江青共事的那些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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